疫情前就推無條件基本收入，能拯救數十萬被迫復工者的生命嗎？從芬蘭實驗說起

文・Tyler Prochazka（UBI 台灣創辦人）、James Davis（前 UBI 台灣研究員）本文亦刊登於 未來城市 Future City@天下：https://futurecity.cw.com.tw/article/1485

5 月底，芬蘭發布了 2017 年至 2018 年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（Universal Basic Income，UBI）實驗的最終結果。

這項實驗隨機選取 2,000 名失業者，每個月發放 560 歐元（約新台幣 1 萬 8,620 元），即使找到工作也不會取消或減少這筆補助，嚴格講是「失業補助實驗」。

結果顯示，基本收入受領者工作天數的增加有限，但他們的快樂與健康卻有顯著進步。

這很令人驚訝嗎？政府給予民眾現金資助，民眾生活當然會改善；而財務壓力減輕後，受領者就能開始尋找更有生產力的時間運用方式。

但依照政府的標準，芬蘭的基本收入實驗仍然宣告「失敗」，因為受領者只增加了將近一週的工作天數。

儘管證據顯示，這項計畫提升了基本收入受領者的生理與心理福祉，但它仍被認為失敗 — — 因為這兩年間，它沒有修復勞動市場的各個面向；儘管受領者工作時間增加了，但明顯還不夠。

失敗的是「基本收入」，抑或評斷成功的標準？

或許真正的失敗，是用來評斷這個計畫是否成功的「標準」本身。

我們目前的處境顯示，政府鐵了心不惜一切代價，要讓人民待在工作崗位上。對於「工作保留」的迷思與執著，後果就是政府會援助企業，而非老百姓 — — 政商關係良好的企業如航空公司，最先、且多次受到援助；但與此同時，普通老百姓正在財務困境的邊緣，日漸憔悴。

由於受僱者與雇主的關係僅僅是一張薪資條，美國甚至設計出複雜的方案如「薪水保護計畫」（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，簡稱 PPP，即由聯邦政府替符合資格業者繳納員工薪資），塑造「工作機會流失輕微」的印象。

但這些「被保留下來的工作」是沒有意義的，因為援助計畫結束後，小型企業會因需求下降而立刻關門。政府看重工作勝過人民福祉的後果，只是養活了許多「僵屍僱主」。

即便美國加發 600 美元失業救濟金，也是場惡夢。這使人們打從一開始就不願意從事非典型工作，如護理人員或保母；失業者在這種狀況下，會設法不要回到職場。它不像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給付，當人們接下一份工作，就會失去休閒時間及 600 美元的失業救濟金。

失業給付同樣也迫使受僱者，在疫情受到控制前就返回職場。

愛荷華州州長表示，解封之後，領取失業給付者若不回去工作，將被取消一切失業補助，即便他們的工作地點位於新冠肺炎重災區。

這意味著有更多性命，將被犧牲在「增加就業」與「保留工作」的祭壇上。

相對地，基本收入能使人們對於復工與否，做出知情並同意的決定，而不用像被一把上膛的手槍抵著腦袋那樣，被逼著與自毀的經濟體系同歸於盡。政府應直接給付民眾，而非他們的僱主；如此一來，僱主就必須在工作安全與工作待遇上，達到讓人們願意返工的標準。

基本收入可能拯救數十萬人免於被感染

大約一年前我曾寫道，「以實驗來判定基本收入是否導致『懶惰』的時代，應該要結束了。」完成本文時，加拿大取消了基本收入實驗，芬蘭則釋出了第一年的實驗結果。這些實驗在當時都被視為失敗，但這信念有多麼荒謬，則越來越清楚。

想像一下，如果政府在疫情大流行與全球經濟蕭條之前，就實施基本收入，說不定數十萬人就能倖免於難。

基本收入的懷疑論者應該思考：面對疫情肆虐與經濟蕭條的雙重危機，造成雪崩式自殺、成癮行為以及飢餓人口，哪一種社會系統會失敗？

我們處於深淵，一生之中最高的失業率與最深的衰退即將到來；政府卻加倍使勁，將「工作」置於人民的福祉之上，而工作只被狹隘地定義為替企業獲利服務的角色。

這種在疫情中對下滑的經濟施壓，並強迫人們復工、卻無到位的安全防護的不良示範，從各種邏輯來說都於理相違。

基本收入從未打敗我們，打敗我們的是「工作」。

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（UBI Taiwan）由一群背景多元、理念一致的志工組成，是台灣專責倡議與推動基本收入相關政策的非政府組織（NGO），也是致力推動基本收入的全球性組織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（BIEN）的會員之一。UBI Taiwan 在 2019 年的成就如下：

國際連結｜1 場百人國際基本收入高峰會

社群溝通｜增加 5000 位追蹤者、成長 60%

內容編輯｜20 篇基本收入深度分析文

群眾溝通｜北中南 10 場講座

我們努力扎根議題，希望轉換為台灣創新政策的動能！